似如此制，礼典不可得而详。
慎思之的上文是：诚者，天之道也。一个道字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郑玄注道，犹由也，即通过（由）问学来尊德性。
[49] 许慎：《说文解字·言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页。[61]《礼记正义·礼运》，《十三经注疏》，第1415页。而其阐释的方法，正是经典诠释：大量的子曰或仲尼曰，以及《诗》曰《诗》云，无非经典诠释。[66] 这其实是指的公众对诠释所得的经典意义的认同。[37]《礼记正义·大学》，《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5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第36页。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进入专题： 钱穆 张君劢 古代政制 专制 。
在这样的情势下，近代学者认知并陈述的专制，或许是盲从孟德斯鸠而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早期政治中所讲的专制概念。[8]按梁启超所说，中国古代政治屡经衰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主统治下的专制政体，这是各朝代最终都走向没落的弊病所在，而君主之所以乐于专制制度，更是因为专制可以带给他们意欲与身体上的自由。[30]施友忠：《施友忠先生序》，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第2页。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
[11]《韩诗外传》中记孔子语：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因此，若要讨论钱穆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是否发生变化，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若钱穆所论的中国传统政制为非专制的判断流行起来，势必会给今后国人的政治观念带来极大震动，彼时再去推翻，难度一定非常大。但在研读过钱穆的相关文本后就会发现，他始终没有给专制下一个具体的定义。另外，就钱穆所赞许的孙中山的变革方法，张君劢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对晚清所出现的各类问题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却并没有从本质上根除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所带来的危害，而这才应该是中国政制需要变革的根源所在。即使文章发表过程如此繁琐，张君劢仍不曾有过放弃的想法，可见他对此次论争的重视。
此为吾国人践履笃实之旨，应发挥之以告西方。因而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国家，整个社会都将笼罩在白色的恐怖氛围中。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11]张世亮等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32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带领的革命派也在积蓄力量，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积极准备，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遂产生了激烈的政治交锋。[26]是钱穆的论断激发了张君劢全面分析传统政治制度的想法并为此付诸实践，以至于写到最后连之前已经拟好的书名都要再次修改，才能准确地表达张君劢本意。
二、从传统中转生新制：钱穆的观点阐释如今，当我们再次梳理钱穆与张君劢二人的思想时，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钱穆的《中国传统政治》一文，还应同时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参考文本。梁启超是近代发出反专制之声最为强烈的学者之一，其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吾辈留西较久者，实不愿挟其所知以攻钱先生，以各人学有专精，不必以相非难为事。相较之下，张君劢的建制方案则围绕以下两点展开：第一，立宪民主。[5]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同时，新制在推行过程中提倡充分利用传统政治中士阶层的领导力量，助力具体政治策略落到实处。在中国古代语境中，‘专制一词是一个与忠孝等概念相对且相反的词汇，特指臣民尤其是手握重权的大臣的擅权行为。进而钱穆的论证又回归到为传统政治制度辩护本身，批判在建立新制时采取抛弃传统政治文化的错误行径，认为此种模式将使国人失去共同的文化信仰，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由此，张君劢否定了钱穆主张的新制由旧制转生的方案。诚如历史所叙述的那般，十九世纪中期，西学再次进入中国，带来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之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反思与检讨，甚至是摒弃。
早在《国语·楚语上》中就有故三年默以思道。然此种专制政体下的专制概念与中国古代政治中使用的专制概念是否等同？如若不同，区别又在哪里？从现存相关史料中可见，中国古代政治中专制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以先秦两汉文献为参照更能清晰地看出其意。
又如周文王当政时，作为臣子的周公行事无专制倾向，即不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随心所欲，便是非专制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张君劢和梁启超一样，都认为中国古代政制是专制，但二人对于政治动乱的原因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者认为是缺少宪法，后者认为是专制政体。
其实，张君劢和钱穆恰恰就是在严格的学术范围内探讨专制概念，只不过此概念本身存在的多重含义使二者产生了理论分歧。第二，皇帝与宰相均不独裁，宰相的存在形成所谓的虚君制。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9]的说法。同时，张君劢和钱穆之所以围绕中国传统政制是不是专制的问题大加探讨，更多的是因为不同的定性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中西政治之间多重向度的呈现，只有一个更加确定的态度才有益于为中国新制的构建提供合理判断。
因此，可以说近代专制概念包含明末清初所指称的专制，但却不能说与早期政治中的专制概念同义，更不能轻易地使用近代的专制政体一概而论中国古代政治。第四，谏官与监察弹劾机构对皇帝和最高政令负责。
[2]姚中秋：《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5-25页。[33]如此看来，张君劢与钱穆虽理论分歧较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态度却出奇一致，均认为传统文化具有价值。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政治的创造性转化既要关注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又要有所损益地改造旧有政制，还要充分发挥士阶层在助力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力量，这三点对于钱穆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既然如此，梁启超等人所言的专制又源自何处？对此，唐文明认为：直接以君主专制来论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肇始于孟德斯鸠。
最终，这场关乎中国古代政制定性的论争在张君劢去世后便戛然而止，甚至可以说早在张君劢写完三十多万字的商榷文时就已收尾，但从他们论争中延伸出来的问题至今仍值得深思，归纳有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同时，结合钱穆在其他文本中的表述也同样可以看出论证的出发点多是以守护传统文化为基础，从而才会认为古代政治中的弊端是可以在产生现代政治的过程中避免的，以此完全否定西式化的建制方式。 注释：[1]翁有为：《钱穆政治思想研究》，《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第63页。同样，钱穆与张君劢也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聚焦于孙中山的革命策略之上，进而将理论研究推向更为本质的层面。
而张君劢则以儒者兼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强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专制，新制的建立需要站在中国自身的实际立场，结合中西制度优势，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实现立宪民主。[26]施友忠：《施友忠先生序》，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第1页。
[29]于此，张君劢的专制概念已然明了，意为君主的擅权、专权，君主专制则意为君主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无限度。[10]在汉代文献中，专制一词较之先秦时期更加频繁地出现。
就中国古代专制一词与晚清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专制一词是否同义的问题，宋洪兵曾主张：近代日本使用的‘专制概念与中国传统的‘专制概念虽然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但在内涵上存在本质区别。同时，钱穆还认为恢复士阶层也是新制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专就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言，此中却出现一大难题。
